【马克·思】关于国企，不得不说的话
2018年以来，决策层不断强调放宽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，加大服务业、金融业开放力度，营造国企、民企、外企公平竞争、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，最高领导人还亲切地称“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。”希望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切实落地这些讲话精神，为中国经济走出瓶颈、再创辉煌营造制度基础
马克 | 文
国资委首任主任李荣融2019年12月21日谢世，引起广泛追思。除了高风亮节，他在任7年多戮力推动国企政企分开、建设现代公司治理结构、按企业规律办事，其间不回避矛盾、不推卸责任，既大胆推动创新，又谨慎脚踏实地，形成了“国企改革最广泛最深刻，国企发展最快速最健康”的局面，是更重要的原因。
当今世界，国有企业问题是中国独有的问题。没有一个国家，有像中国这么庞大的国有企业资产。根据国务院提交给全国人大的2018年度国有资产管理综合报告，截至2018年末，全国非金融类国有企业总资产210.4万亿元，其中所有者权益，也就是净资产为58.7万亿元；金融类国有企业总资产264.3万亿元，所有者权益17.2万亿元。
国企在全社会各类企业资产总额中的比例查不到权威数据，根据分类数据推算，业界普遍认为国企在金融企业中的资产占比超过90%，在工业企业中的资产占比在40%左右，在全部企业资产总额中的占比不低于50%。
国企的GDP占比和就业占比同样查不到权威数据，根据官方笼统表态和学界估算，国企创造的增加值占GDP不超过30%，就业比例不超过10%。
2013年4月，李荣融专著《遵循规律办企业》在国资委新闻中心举行新书发布会
但这还不是要害所在。混合经济是国际惯例，国企也是企业，只要国企是一个与其它企业公平竞争的经济组织，那么国企数量多些还是少些，国有经济比重多些或少些，理论上并不影响整体经济的效率。国企之所以在中国成了一个大问题，是因为中国国企并不是真正的企业，而是一个政企合一的组织。越是重要行业的国企，越是大国企，怪味豆的味道就越浓。这几年甚至发展成“政治学习成了主业，本职工作成了辅业”，这话虽是戏称，但也是现实映照。
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经营这些企业的不是企业家，而是党的干部，他们不由董事会任命，而由组织部任命，他们今天是董事长总经理，明天就可能是副部长正省长。但他们又不是单纯的“官”，他们也谈论利润、增长、市场份额、兼并收购、技术创新。可转过身来，他们就成了执政基础、调控工具和福利来源。
因为这种特殊身份，大国企们进有据、退无忧，大而不能倒，以国家信用背书，占据着得天独厚的竞争资源，却无须为经营绩效承担真正的责任。而国企所谓的“全民所有制”，事实上则是“内部人所有制”。在这种体制下，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国企高管们有心无力，庸才歪才们却大行其道。逆向淘汰的结果，使得国企内生性的体制依赖越来越强，改革动力越来越弱。
于是，国有、民营的二元经济成了中国独有的风景，这风景绝不赏心悦目，它让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成为不可能，进而拖累了国家的经济效率，也造成了社会的分裂。
最近几年这种局面不但没有缓解，反而呈加剧态势。尤其是2016年大力实施去杠杆政策之后，国企与民企在融资成本、融资难度上的差距，在本来就很大的基础上进一步拉大，成为民企哀鸿遍野最重要的原因。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国有企业、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资金有保障，但是它们的资金利用效率比民营和外资企业要低三分之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资金大量浪费，这才是我们的真正问题。去杠杆本来也要朝这个方向努力，要去国有企业杠杆、去地方政府杠杆，但结果恰恰管住了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。”
去杠杠的本意没错，否则中国经济就会成为危乎高哉的地上悬河。政策之所以南辕北辙不是政策的问题，是底层制度设计的问题。金融企业天然追求低风险，当政策提高了他们的风险红线之后，国企因为有政府信用背书，自然会虹吸更多金融资源。可怕的是，不仅一贯保守的银行系统如此，这种现象甚至蔓延到了风险投资领域——如果一家创业公司有大国企背景，那他就会得到风险资本更多的青睐。
与之相对应，这几年国企的资产增幅、营收增幅、利润增幅全面赶超外企民企。但这种局面对经济全局究竟是福是祸？
国家的最高决策者早二十多年前就意识到要害所在，在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《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中，执政党第一次提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“产权清晰、责权明确、政企分开、管理科学”的“现代企业制度”。再往后，党的文件又使用了通用经济学术语：在国企中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。
按这个改革思路，国企就应与政治目标脱钩，回归到企业的一般属性上来。国企存在的目的也不应再是僵化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，而应是以增值为目标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。而资本增值的目的，也不再是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产业，而是增进全体国民的福利。在微观层面，国企老总们也不该再是由组织部任命的“党的干部”，而是由董事会任命的市场化的职业经理人。
26年过去了，除了国企数量减少了一大半，以上目标基本上付诸阙如。究其原因，首先即是政企始终没有分开，国企始终没有被完全当作经济组织对待。
国企控制着金融保险、油气电力、电信民航、装备制造、航空航天、铁路公路港口等国民经济的核心部门，国企的定位对错、效率高低，直接决定中国经济的质量，并影响你我的切身利益。
从1984年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算起，国企改革改了35年，建立这套体系也不过花了三十年。几十年来，官员们出国做了无数次考察、学者们写了无数份报告、党政部门通过了无数次决议，但始终未能解决最基础的问题，就是把企业当企业来办。用李荣融的话，国企应该是一个经济组织而非政治组织，“不管是什么所有制的企业，要想搞好，都必须遵循企业发展规律。”
李荣融是退休三年后，在2013年秋天接受我们专访时说这番话的，他说他任内最看重的工作是在央企建立董事会制度，因为要推进国企市场化，推动政企分开，董事会制度是最好的“抓手”。而他最担心的事情，就是政企分开又走回头路。
如今，不少央企的董事会都变得形同虚设，党委会成了最高决策机构，党管干部升级为党管企业。
国企改革就是这样不断的兜圈子。1993年就已经想清楚的问题，20多年后却又终点回到起点。
归根结底还是国企的定位。我想说的是，把国企当执政的经济基础，进而用管理政治组织的方式来管理企业，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们早在22年前就已厘清了这个误区。1997年夏，由吴敬琏牵头的《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》研究报告发布，里面雄辩的指出，国有经济比重与执政基础稳固无关，前苏联接近百分之百的国有经济比重，执政党一样丢失了执政地位。
这份报告是为当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服务的，十五大采纳了这一主张，把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不会影响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写入了大会报告，并重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，要按照“产权清晰、权责明确、政企分开、管理科学”的要求，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。
2018年以来，决策层不断强调放宽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，加大服务业、金融业开放力度，营造国企、民企、外企公平竞争、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，最高领导人还亲切地称“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。”
希望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切实落地这些讲话精神，为中国经济走出瓶颈、再创辉煌营造制度基础。
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
作者：马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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